白居易《新制布裘》原文注释赏析

新制布裘
admin2020.10.24

  》的第424卷第50首。这首诗约作于公元806年(唐宪宗元和六年至八年)为母守孝居渭村时。这首诗抒写了“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,做利国利民之事,岂能只顾独善一身而已。”反映了作者的抱负和品德。

  ①桂布:即唐代“桂管”地区(今之广西)所产木棉织成的布,尚不普遍,十分珍贵。

  ⑥兼济:兼济天下,做利国利民之事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古之人,得志,泽加于民;不得志,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说:“古人云: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仆虽不肖,常师此语……志在兼济,行在独善。”(元九:指元稹,仆:白居易谦称)这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,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“仁政”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。

  ⑦独善:注重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,所谓“穷则独善其生,达则兼济天下”。这是古代正直的、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。

  白居易主张诗文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,不为文而作”(《新乐府序》),又说,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(《与元九书》)。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,既不为艺术而艺术,又不为自我而艺术。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、“兼济”天下的博大胸襟,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、爱民“如我”的人道主义精神,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“仁政”、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,至今读来,仍激动人心。

  作品结尾四句“安得万里裘,盖裹周四垠。稳暖皆如我,天下无寒人”,源于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它表明,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。宋代黄澈在《巩溪诗话》中说:“或谓:子美诗意,宁苦身以利人;乐天诗意,推身利以利人。二者较之,少陵为难。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也,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。忧劳者易生于善虑,安乐者多失于不思。乐天宜优。”其实,大可不必区分优劣。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,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、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,皆为难能可贵。无论自身寒暖,诗人心中念念不忘、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。

  作品艺术的高潮之处在于,表面写的是“稳暖”,实质写的是“仁政”。或者说,“稳暖”只是其写实,“仁政”才是其虚拟,即意象创造。白居易在830年(唐文宗大和四年)被任命为河南尹,辖区就是洛阳城。后来,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《新制绫袄成,感而有咏》,其中写道:“百姓多寒无可救,一身独暖亦何情。心中为念农桑苦,耳里如闻饥冻声。争得大裘长万丈,与君都盖洛阳城。”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,同时也蕴含着他的“仁政”理想。他在《醉后狂言,酬赠萧、殷二协律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:“我有大裘君未见,宽广和暖如阳春;此裘非缯(古代丝织品总名)亦非纩(细丝绵),裁以法度絮以仁。刀尺钝拙制未毕,出亦不独裹一身。若令在郡得五考(唐制: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。意谓任满),与君展覆杭州人。”显然,白氏所谓“裘”,实乃“法度”、“仁政”的一种象征。不管是“盖裹周四垠”,还是“都盖洛阳城”,均要实施“法度”、推行“仁政”。作为封建官吏,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,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。

  白居易(772—846),字乐天,晚年自号香山居士,后人称白香山、白傅、白太傅,原籍太原,后迁居下邽(今陕西渭南)。是唐代的杰出诗人和文学家,他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对白居易称“诗魔”、“诗王”、“诗豪”、“诗史”等,日本学界则称白居易为“诗神” 。其实,在唐代对白居易的称呼是“诗仙”之称,请看唐宣宗的诗:“缀玉联珠六十年,谁教冥路作诗仙?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,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唐德宗贞元十六年(800)进士,由校书郎累官至左拾遗。在此期间,他关心朝政,屡屡上书言事,并写了不少讽谕诗,要求革除弊政,因而遭权贵忌恨,被贬为江州司马。此后他历任忠州、杭州、苏州等地刺史。官终刑部尚书。

  白居易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”(《与元九书》)。他与元稹一起,倡导旨在揭露时弊的“新乐府运动”,写了《秦中吟》十首,《新乐府》五十首等,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批判。在艺术上,白居易诗以平易晓畅著称,在当时就流布很广。有《白氏长庆集》,存诗近三千首,数量之多,为唐人之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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